波果

【现代主义文学笔记-9.15】艾略特的《荒原》（Part 1）

Jean-Michel Rabaté教授

现代主义文学研讨班

九月十五日

笔记为本人整理，有个人增补

索引：艾略特的生平——《荒原》的写作背景——《荒原》第一节

W. H. 奥登将艾略特的《荒原》称为“一次彻底的诗歌革命”。可以见得《荒原》对二十世纪诗歌的影响之深远，一如艾略特本人将《尤利西斯》视为小说艺术的革命。如今我们对《荒原》的研究已经相对透彻了。如果有兴趣深入了解，可以参考几年前刚出版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Waste Land和伦敦Faber出版社的The Poems of T.S. Eliot: The Annotated Text，其中就有《荒原》全诗的若干版本的手稿，包括全部脚注、庞德修改时的批注、被庞德删去近三分之一篇幅的原诗。作为编辑，庞德几乎完全改变了这首诗的面貌，好比卡佛的编辑戈登利什（Gordon Lish）“创造”了卡佛的极简主义风格那样。另外Faber出版社也是艾略特生前工作的那家出版社，他的第二位爱人瓦莱莉·艾略特（Valerie Eliot）就是在那里追求到了他。我们之后还会说回这段爱情故事。

1888年，艾略特生于美国的圣路易斯。他的童年基本是在孤单中度过的。1906年他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09-10年担任哲学助理。那时，美国的哲学环境基本上是由黑格尔主义者主宰的。罗素等人的所谓“分析哲学”尚未传播到大洋对岸。艾略特对美国的大学体系，当然也对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感到极度厌倦。1910年代，他来到巴黎，觉得自己终于逃脱了东海岸那令人窒息的思想氛围。他结识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浸泡在巴黎前卫艺术的环境里：达达主义、立体主义，等等。他也是在这段时期读到了菲利普的中篇小说《蒙帕纳斯的布布》（Bubu de Montparnasse），据他自己说对他造成了“莫大的震撼”。在《荒原》中，“揉合着记忆与欲望”（Mixing memory and desire）这个名句就是从菲利普的这篇小说里来的。

1911年到1914年，艾略特回到哈佛继续学习哲学和梵文。现在我们可以在档案中看到他所有的学习资料，甚至包括他的梵文作业本。《荒原》在第五节最后引用古印度的《奥义书》中雷电向人类说话的故事，是有一定渊源的。这一时期，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哈佛讲课，带来了当时活跃在牛津大学的（我们后来称为）“分析哲学”运动。第一次见到艾略特，罗素就被这个看起来有点过于精神的年轻人吓到了，因为艾略特迫不及待地告诉罗素，他在思考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中世纪诗人弗朗索瓦·维永（François Villon）之间的联系。罗素知道，艾略特的思想追求完全脱离了当时主导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框架，即便在当时的法国也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特立独行的青年人。罗素为艾略特带来了形式逻辑、语言分析、逻辑原子主义。后来，艾略特前往牛津交换留学，又接触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他开始写博士论文，选题是新黑格尔主义者F. H. 布拉德利（Bradley）哲学体系中的知识与经验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艾略特是一个原始的解构主义者。他从布拉德利的体系建构中找出各种漏洞，表明这座看似自洽闭合的思想王国是注定要崩溃的。艾略特的诗歌根植于这样的一种意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哲学已经无法给出新的知识。只有诗歌可以接替它的地位，向读者揭示时代的真理。在艾略特晚期的《四个四重奏》中，我们会看到他的哲学倾向的最强烈的表达。

1915年，在英国交换留学期间，艾略特突然宣布与他的第一位爱人薇薇安·海伍德（Vivienne Haigh-Wood）成婚，不顾家人的反对。1994年的一部电影“Tom & Viv”，拍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故事。艾略特的博士学位受到一战爆发的影响无法颁发，而薇薇安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主义者，政治立场比艾略特更鲜明。艾略特的保守家庭对于他这场先斩后奏的婚事十分不满，对薇薇安也多有排挤。加之薇薇安的身体多病，还和罗素发生了不正当的婚外关系，艾略特很快感到自己的前景灰暗了下来。《荒原》中充斥着受挫的情爱和家庭关系，大多可以追溯到这段时期的具体经历，有学者甚至认为《荒原》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可以跟艾略特认识的女性一一对应。总之，艾略特开始了诗歌创作。他开始向当时的激进女性主义杂志《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投稿，于1920年发表了两本诗集，并结识了乔伊斯。次年，他在重压下拜访了对他和薇薇安怀有敌意的家人，返回英国以后不幸精神崩溃。在痛苦之中，他开始写作《荒原》的初稿。同年，他前往瑞士洛桑，接受一名叫做维托兹（Vittoz）的精神医生的治疗。维托兹并不是一名弗洛伊德主义者，他的疗法几乎完全是基于“控制”的观念：控制饮食、控制睡眠、自我暗示，等等。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会把他的疗法视为纯粹的伪科学，但艾略特在一年的时间内确实被治好了。《荒原》也是在这段治疗的过程中写成的。事实上，维托兹知道艾略特是一名诗人，但并未过多干涉他的创作。治好艾略特的究竟是维托兹的控制疗法，还是《荒原》和文学，我们不得而知。

痊愈后，艾略特回到巴黎与庞德见面，让他修改《荒原》的初稿。结果，庞德近乎删除了原诗三分之一的内容。例如，在我们今天读到的“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个著名的开篇之前，原本还有一长段晦涩的日常对话，但庞德把它删了个干净。相比之下，他几乎没有改动第五节“雷霆的话语”。我们在手稿中看到，庞德在第五节前面写了：“From here on, all good”（从这儿往下都很好）。第四节“水底的死亡”，也是最短的一节，原本是一段有点莫名其妙的神话故事，被庞德批注道：“Quite bad.”（挺烂）。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只剩下这么几行。关于庞德的删减到底孰优孰劣，每个读者有不同的看法。总之，艾略特本人没有提出异议。1922年，他筹重金办起了文学评论杂志《准绳》（Criterion），邀请黑塞和托马斯·曼等当时最重要的作家撰稿。《荒原》正是发表在艾略特自己创办的这家文学刊物上。

（图为《荒原》全手稿印本，包括庞德的批注和删减。引言为瓦莱莉·艾略特所作。）

在全诗第一节《死者的埋葬》之前，艾略特在题记中引用的是古罗马诗人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的《讽刺之书》（Satyricon）：“是的，我自己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要死。”我们知道，《荒原》的初稿采用的并不是这个题记。艾略特最初选择的是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里最著名的那一段，临死的传奇象牙商人库尔兹在水手马尔洛的船上回顾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他朝着某种形象，某种幻景嘶喊着——他喊叫了两次，每一声叫喊都气若游丝：‘恐怖啊！恐怖啊！’”然而庞德在旁边批注道：“你真的想用这个？”艾略特似乎并不确定自己的选择有没有理由，于是把题记改成了这个充满古典气息的，从《讽刺之书》中摘取的场景。相较于《黑暗之心》，永生不死的西比尔渴求死亡的寓言更加绝望，几乎是库尔兹的悲剧的反面。死亡让库尔兹认清了生命的真相，但对于西比尔，死亡根本是一种不可能的奢侈。全诗开头的基调是女性的话语，混淆了生死的边界：苟延残喘的生命变得与永恒的死亡无异，而只有真正的、暴烈的死亡才能烧尽生命，使其完满。

叙事声音的多义性是我们在阅读《荒原》时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这里到底是谁在说话？是一个声音在独白，还是一群声音交织在一起？当艾略特说这里是某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在陈述时，我们能相信他吗？在某段极其偶然的叙述之下，会不会埋藏有某种神话的永恒的声音？开头两句：“冬天使我们温暖”；“下阵雨的时候，我们在柱廊下躲避”。两个“我们”，前一个指涉全人类，后一个，我们知道，指的就是艾略特在德国旅居期间的个人经历。极端人格化的声音与极端去人格化的声音混淆在一起，这是《荒原》的一个基本的诗学结构。在这一方面，艾略特和庞德都是通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学习了戏剧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的技巧。布朗宁1842年的诗歌《我的前任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虽然读者能猜到叙述者的身份是公爵，正在向他的新欢讲述他如何谋杀了自己的前任，但从头到尾，诗人既没有点明叙述者究竟是谁，也没有点明在听这个故事的读者就是他的新公爵夫人，并且有可能被他以一模一样的方式杀死。这种身份上的暧昧取消了“我们是谁”的必然。叙述者和读者都仅仅是偶然扮演了某种角色，随着诗的运动，他们不断进入新的、流动性的匿名身份中，这种境况可以说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荒原》的开头也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典型的现代主义问题。诗的第一节广泛应用了古英语诗歌中常见的强重音格律（strong stress meter）。艾略特是从庞德那里吸收了这种格律，把它应用在了自己的长诗中，因此《荒原》的开头才具有了这种奇特的节奏感。句长的变化也遵循古英语诗歌中常见的，而在文艺复兴后罕见的一种格式：若干短句，接一个顿挫（caesura），然后是若干长句，再一个顿挫，回到短句。不仅仅是早期英语诗歌，《荒原》还在沟通一些更古老的神话、宗教传统。“冬天使我们温暖”这一行诗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宗教的、神学的，另一种是人类学的。我们知道，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书对艾略特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这是他在注解中明确承认的。弗雷泽认为，一切宗教仪式都起源于解释四季循环的必要性，尤其体现在春季的祭祀仪式中。而春天的万物复苏又与人类的生殖力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早期的宗教仪式本质上是生殖崇拜的仪式。“冬天”因而具有了母性，是万物死而复生的中介。崇高之死的必要性和并不崇高的复生之间何以联系，这个谜团以“冬天使我们温暖”为代表，构成这首长诗中的一种基本张力。

下一次课，我们继续讨论《荒原》的第二节、第三节。请留意“提瑞希阿斯”的这个形象。他是古希腊的盲人先知，曾因触怒赫拉而被变成女人，又在七年后变回男人。我们将会看到，第三节暗含的叙述声音正是提瑞希阿斯这个朦胧多变的形象。艾略特在脚注里把他称为全诗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一个形象”，为什么他这样说？其实《荒原》整首诗的题目在最开始并不是“荒原”，原本的标题从初稿中被庞德删去了。这个标题就是狄更斯的小说遗作《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一句看似语法紊乱的话：“He do the police in different voices.” 之所以艾略特会把这个玩笑话的句子当作标题，是因为他看到了police“警察”与polis（πόλις）“城邦”是同音词：“他（第三人称复数）用不同的声音组建了城邦。”这种复调性（polyphony）恰恰体现在了提瑞希阿斯这个既死又生、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谜一般的形象上。作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预言宙斯降下天罚的固定角色，提瑞希阿斯的使命也就是诗人的使命：预告城邦（police/polis）整体的存续或毁灭。